应该说，以往有些地方的公然措施之所以效果不佳，往往与监视不力有关。对受理的群众反映的问题是否应设置办理时限，对群众立场不好、置之不理或者推诿扯皮者应如何惩戒、以儆效尤等，这些也都需要出台详细的问责措施，让领导干部不能也不敢敷衍了事。恰是从这个意义上说，领导干部只有真正把群众放在心上、把群众当作亲人，手机、互联网等现代化手段才能施展作用，为领导干部和泛博群众架起有效的沟通桥梁。再进一步说，假如力推公然这一政策的主要领导也离开了，这些公然的措施还能否继承强力推进下去，会不会人走茶凉、人走政废？这些问题都需当真考量。
光是把电话号码公布出去很轻易，但公布只是一个良性的开始。即便有了现代化的沟通工具，也没法指望其施展最佳效用。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，一些地方领导干部职务变动频繁，一旦人离开了现有岗位，退休、辞职或者转岗了，他受理的问题如何继续督办，要隔多久向社会更新公然的电话、确保信息正确有效，这些都需要设计精细的轨制来保障。必需引起正视的是，一些地方的干群关系从过去的“鱼水关系”变成了“油水关系”，有些领导干部自以为高人一等，从心底与群众疏离隔阂，眼睛只盯着上面，看不到下面，其思惟根源都与群众观念淡漠相关。
无论是由于工作忙不便接听，仍是目生号码不敢接听，或是接了电话也对群众反映问题推诿不办，都需要监视部门的及时跟进，一旦发现问题，当立予纠正。
其实，公开手机号码只是构建干群良性互动关系的一个载体，说到底仍是为了加强群众工作、密切联系群众。令人欣慰的是，长沙此次专门向社会承诺，对公然电话进行监视检查，避免公然流于形式，这是一个好的开始。天天接听多少通群众来电、有多少通电话确能为群众解决问题、不能当即解决如何及时转交有关部门办理，终极给群众一个满足的答复……这些都需要制订一系列详细可操纵的轨制作保障。